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和关于百姓温饱甚至王朝稳定的考虑。
但更重要的是统治的方便性和赋税！封建王朝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河、建陵甚至戍边）为役。
而无论这其中哪一项都有先决条件，即人员的相对驻地的固定性和民众的顺良。
人员固定，税赋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员流动。
特别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
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民众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品行温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1.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
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2.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
3.社会心理的影响：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地理上： 因为在古代，中国的东边、南边是大海。
西南山地后面的东南亚虽然自然条件比我们优越，但地域狭小，难以发展成大国。
西边、北边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原、荒漠，养活的人口有限，虽然面积能发展成大国，但由于降水量少、气候严酷难以持续。
文化上： 这是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及适宜的气候、高产量的平原、先进的耕作方式，形成了众多的人口，虽历经五胡乱华、蒙古、女真三次血腥屠杀及秦末、汉末、唐末等人口严重减少的内乱，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
中国文化还强调中庸、平和。
在被好战的异族统治其间，由于以农耕为主要职业，人口损失远比以战士为职业、互相征战不休的蛮族损失少，少量剩下的蛮族被文化遥遥领先的富庶的汉族所同化。
汉族坚持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国策，没有大量消耗国力。
我们的人种、文字、文明从未中断过，除希腊外，其它地区的人种、文字、文明均已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