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层面来说,形式决定内容。
即使形式决定不了内容,形式在很大层面上也会影响内容。
举例来说,大部分人以为词有豪放和婉约两派,但是从数量上来看,这种划分基本上算是不科学的,终宋一朝,所谓豪放词不过十数首而已,而婉约词则是以千记,便是苏辛自己,所写也是婉约词居多。
因此对面苏东坡的所谓豪放词,时人评论:“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也反应了豪放词悖于词这一形式的主流写作风格。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这话其实很好理解,词常用长短句,有调,声韵变化多,所以在表达上就容易产生宛转细致的风格,因而意境就娇柔委曲。
正因为词有这种特点,所以唐宋以来文人公认的词这种问题的风格就是“婉约”,适合纤细的情感表达。
自然而然易于写成所谓的“花间词”。
1.一般文章不强调其文学性,而文学作品则必须具有明显的文学色彩,且允许虚构、有较鲜明的艺术形象。
2.文章与文学作品二者之间只有相对界限,而没有绝对界限。
3.无论一般文章还是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又均可与读者构成循环系统。
4.总之,一般的文章未必就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则必定是文质兼美的好文章。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硬汉形象。
果戈里的《死魂灵》中乞乞科夫的油滑狡诈,泼留希金的贪婪狠毒。
福楼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的懦弱无能,包法利夫人的虚荣。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里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由于过份的溺爱而毁了女儿也毁了自已的高老头。
司汤达《红与黑》中,即一心向上爬而不择手段的于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