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国电影产业、政策、尤其是审美、文化、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的学术研究与公共讨论十分丰富;而针对游戏的审美、文化与社会影响的学术研究乃至公共讨论却极为稀少。

这跟游戏用户规模之巨大、市场体量之庞大、社会影响之重大形成了鲜明反差。

反差有诸多成因，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中国社会里游戏及游戏玩家长期以来被普遍地轻视甚至贬低。

这一意识形态的形成，与长期的媒体话语实践密切相关，又不断影响着围绕游戏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

媒体持续选择性地讲述和阐释关于“游戏”“游戏玩家”“游戏产业”的事件、形象及概念，在特定语境中产制出话语，以报道的方式呈现;不论普罗大众、文化精英或政府官员，多少都依赖媒体报道提供素材、主题、框架、观点，来理解和对待游戏及游戏玩家。

这既是多元意义相互竞争的场域，也是行动主体彼此协商的循环。

游戏玩家形象由劳动者主体变为“施害者、受害者、被拯救者”的沉默客体、再到消失不见的消费者或模糊不清的新人类;游戏则从“电子海洛因”变身“中国创造”。

游戏报道话语变迁背后，折射了数字游戏在中国的社会认知乃至意识形态转向；而这一转向的每一时刻，又无不浸润在媒体话语实践的影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