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为科技文化进步提供物质基础；由经济决定的政治状况，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有利于我国科技文化的正常发展；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前代科技文化成就奠定的基础；宋元时期社会生活的丰富也使科技发展的一个因素。
宋朝的“重文轻武”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作为从五代十国乱世中脱颖而出的小朝廷，赵匡胤深知武人专权的危害，如果不早做准备，难保北宋不会变成五代之外的“第六代”。
打压军人，单单靠“杯酒释兵权”是不够的，赵匡胤较其前任的眼光高的不止一筹，他创造性的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来压制军权。
制度上，北宋把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三权分离，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权，却无调兵权。
枢密院掌握调兵权。
通过权力分离相互制衡的做法来避免某一方做大，从根本上杜绝了五代武将专权的出现。
许多文献认为北宋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有一定道理。
经济上的发达虽然不能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但内部矛盾大大减少，虽也有宋江、方腊等起义，但规模小，影响有限，很快被扑灭。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王朝末期土地矛盾尖锐或者长期天灾以后，北宋享国日短，土地矛盾还没有爆发出来，加之王安石变法释放了一部分矛盾，所以如果不是外敌入侵，宋朝延续国祚问题不大。
宋朝之后没有再举行禅让，自然是不具备产生新王朝的创业者是前代之权臣的条件。
事实上中古时代对皇帝权力起源的书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魏晋王朝的禅让模式下，新王朝的创业者固然是前朝之功臣，与此同时，改朝换代还是需要依赖军事暴力成就，只不过表面上王朝更替需要通过前朝皇帝让给新朝君主来实现的，王权更迭依托的不是对前朝政权的反抗与颠覆，而是将前朝功臣身份发扬光大。